尚济民和范连登分坐餐桌两侧的中间，东西相对。尚济民的旁边，左侧是孙书堂，右侧是翻译。范连登的左侧是陶砚瓦，右侧是空位。这就是西方人的风格，他们不象中国人，要一大堆人跟着陪客。他们恰恰认为只有大使一个人陪餐，才更显示对客人的重视和尊重。
晚餐开始了，仍然是两位主角在唱大戏。
尚济民说：刚才和大使先生谈话非常愉快。我们中国文化是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崇尚“道并行，不相悖”、“有容乃大”。我们一直在把西方的重要思想翻译过来，进行消化吸收。
范连登说：中国反复强调自己不当“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其实西方并不相信。对中国，西方也有各种观点。有人宣传“中国威协”，也有人说中国的思维定势是不鼓励创新，而不鼓励创新是不可能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还有人说中国人口众多，仅凭拥有巨大的生产力，就足以能够同化并统治全球。
尚济民说：我最近听到一个比喻，说草原上的狮子和野牛群，各有各的想法和活法。草原上的大部分资源由野牛群享用，但是它们受狮子的制约。狮子和野牛这两种生存方式各有道理，不同的思维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国人的群体智慧已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字语言积累了，我们生存的选择方式与欧美人很不相同，就象草原的狮子和野牛群。当年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最近我们又重提“以人为本”，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群体生存智慧”。
范连登说：美国有个电影“黑客帝国”，最后男主人公是如何胜利的？就是自己主动选择被同化。也许中国不求做到最创新，不求做到最精致，只要中国不断增加经济总量，把人口维持到一个超高水平，慢慢地在西方国家后面跟着，不需要什么先进一流的科技，仅以一种已经存在的、超然的大智慧，最终也可能会统治全球。这个过程可能是五百年，也可能是一千年以后。
尚济民说：能否成为超级大国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牛顿和爱因斯坦最终都在研究神学，为什么？因为不管基督教或者佛教都是研究人类终极问题，那就是：生存的意义。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自己整体生存的状态和意义。
范连登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指导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理论。中国共产党将其作为权威指导理论的做法也符合中国的文化思维习惯，况且人人平等、高度民主和自由，财富也高度共享的共产主义社会确实是一个美好社会。不过世界是发展变化的，特别是这一两百年变化更快。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它们的社会主义元素在不断增加，甚至比中国这个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多。虽然中国有许多人意识到现在的世界与马克思当年的世界已经有很大不同，需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理论，但由于至今西方和中国都没有出现能够系统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理论的权威，因此，中国共产党只能使用其领导人的一些纲领性文章甚至讲话作为指导和发展理论。
尚济民说：我们中国人不想当世界老大，是真诚的，也是由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我们现在希望的并不是超级强国，只是国际上的平等待遇。我们希望世界政治彻底摆脱丛林法则，而选择人性法则，我们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范连登说：强国的目标你们喊了几十年了，但强国的含义是什么？据我所知，中国历史上清朝满族人统治了300年的时间，最后呢？满族人现在1000万人口，汉族现在10亿人口，他们早已被同化了，统治了300年又有什么用呢？有一种观点是强国取决于巨大的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跟巨大的人口数量有关，量变引起质变吧。至于国家、执政党等等都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只要不断的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必定会适应生产力。不适应了，强大的生产力也会去改变或改造生产关系的。现在中国只要埋头发展经济，世界格局必然会改变。
尚济民说：现在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有些人极力鼓吹“人权至上”，想把这个东西树为新的权威，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同和追捧。特别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现在有不少都在学校和政府工作并担任骨干。他们崇拜西方权威，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美国、欧洲。我们必须用一个新的正确的理论权威，来打破这个“人权至上”的理论权威。
范连登说：“人权至上”这个东西，西方差不多是专门用来对付前苏联和中国的。因为西方自己从来都是国家利益至上的，他们只希望在苏联、中国内部培养一批把“人权至上”作为权威的精英。好在中国已经变得聪明了，“人权至上”这套说辞并没有收到西方人期待的结果。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龟兔赛跑，国家之间也是。这是一场没有限定终点的竞赛，就这个过程来说，优劣只是暂时的。你们中国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让我们再过几十年，上百年看看，也许中华焕发青春，西方已被慢慢绿化了呢。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范连登说：请中国放心，我们荷兰王国不会加入“人权至上”的合唱，不会致力于在中国内部培养“人权至上”的权威。
尚济民说：谢谢范大使的美意， 谢谢你对中国的友好提醒。我们今后一定加强合作。
陶砚瓦注意到，在一行人从餐厅出来，从客厅经过时，尚济民又不经意间朝东墙上瞟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