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接完的第二天开始，陶砚瓦就不再对服务中心负责了。人不用他管了，字不用他签了，事情不用他负责了。
只有一样还没切割清楚：财务负责人印章。
按理说法人代表更换了，财务负责人印章必须更换。但要搞到新的法人代表印章，可不是一张任免公文就能解决的。需要拿着单位证明附上任免公文到公安机关备案之后才可以刻制。这至少需要十天八天吧。于是只好继续使用陶砚瓦的印章。
稍微让陶砚瓦感到一点意外的是，在免职决定的同时，党组还布置了一个行动：从第二天开始，对陶砚瓦进行离任审计。
此前从中心离任的，还没有人被“离任审计”过。
陶砚瓦心中略有不快。他没有私吞过公帑，当然不怕审计，只是既然要审计，为什么不提前说一声，堂堂正正搞，明明白白搞呢？这样头天宣布免职，下午交接工作，紧跟着就背靠背搞审计，大有防止你提前作手脚，让你无暇应对，实际上是预先怀疑你有问题的态势和意味，也好象是摆明要给个难堪。
陶砚瓦心里不快，但他没有在明面上有丝毫反应，而是表现地十分坦然、若无其事的样子。
其实，审计的每一步他都知道。
先是成立了工作小组，由刘世光牵头当组长，成员有财务、人事、纪检、中心的主要负责人，阵势不小，来头很大。其中人员只有屠春健可能会有什么想法，其余人员向与砚瓦善，估计没人故意找什么茬口。
其次是讨论找谁来审计，莫衷一是。有说找这个的，有说找那个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找有公信力的单位，有权威的单位，让所有人一听不得不报的单位。服务中心是专门为机关服务的，哪个钱该花，哪个钱不该花，收入支出的程序和形成的关系，都不同于社会上的一般情况。在这里正常的可能被认为不正常，在外面正常的可能在这里不正常。如果审计之后做出的结论，不管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可能都会有人不相信，甚至要打官司告状的弄出种种后遗症。
最后讨论的结果是请审计署派人来审。
于是就由财务司与审计署联系。审计署正式答复说：我们从不承担各单位内部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于是就请示主管此事的张双秀，张双秀一听也不敢作主，就屁颠屁颠去找尚济民，尚济民当时正为什么事情着急上火，一听这事儿就不耐烦了，没给他好脸色，说：这是你主管的工作，难道还要为这事儿开个会吗？
张双秀无奈，他知道王良利对此事很关注，也不敢自己作主。他想来想去，毕竟是做过办公厅主任的，就想出一个对策，马上拿起电话打给牵头此事的办公厅主任刘世光：世光啊，我看这事儿请示一下财政部吧。
刘世光一听就笑了：好好好！还是领导有办法！我们就按您指示办！
让财务司找财政部的对口司问，他们的答复和审计署完全一样。而且由于经常打交道，彼此熟悉，他们也都认识陶砚瓦，口气就比审计署还要不客气：让我们给你们的内部人员作离任审计？可以，你们先找我们部长，让部长给我们职责增加一条儿吧。你们可真能想得出来，我们一个司对口十几个部门，忙成什么样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还看我们忙得不够是吧？社会上审计公司多的是，找我们审，亏你们想得出来！
谁不知道社会上审计公司多的是？可这事儿明显是个烫手山芋，谁敢抻头去找？找来了谁好意思拍板说：就这个！
说白了究竟该由谁来负这个责任？尚济民不管，王良利不管，张双秀不管，刘世光是组长，他也不想管。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陶砚瓦关系不错，配合也很好。假如他找了审计公司，审出问题不好，审计不出问题更不好。
事情就又回到了原点。
那天刘世光来到陶砚瓦办公室，说老陶啊，你来解这个套儿吧！你帮着找个审计公司吧！我们不会说是你找的，就说是财政部帮着找的。
陶砚瓦笑了笑说：世光你就饶了我吧。我躲还躲不过来呢。你们爱找谁审找谁审，爱怎么审就怎么审，你就别害我了吧。既然你来找我，我就和你透个底儿：我没问题，放心审吧！
陶砚瓦心想，我有什么问题你还不知道吗？无非是买礼品多买几份给你用，买了几部手机给了你一部，在郊区宾馆开会多开出去几万块钱，做了几个卡，也给了你两个。你经常从商品部拿烟自己抽，都算在住宿费里报销等等。你审去吧。
最后还是刘世光和财务司长周霄云商量找了一家审计公司，对外就说是财政部推荐的公司，正式签了协议，预付了费用。于是就有几个小青年过来，给了一间房子，开始了对陶砚瓦的离任审计。
这边开始审计的同时，机关也开始进人了。
有借调的，有正式调入的。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一位房地产公司经理，据说曾经当过镇长，是个安徽人，过来接替屠春健做基建处长。人们就议论说是尚济民的老乡。陶砚瓦就想：机关基建处，哪有什么基建？主要是物业管理。一个房地产老总搞这个，不是屈才吗？他一下子就想到此人应该是冲着国学馆项目来的。